十年斗爭史 千秋七賢莊—— 革命橋梁通圣地 特殊使命建奇勛
2021-05-27 10:51來源:西安新聞網 西安報業全媒體編輯:李孟謙

學生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參觀。

  轉運各種物資也是西安八辦的重要工作之一。

  收發電報的機房。

  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一隅。

  豐碑力量

  “引領光明革命橋梁通圣地,斡旋時局特殊使命建奇勛”。

  這座小院在中國革命中的非凡功勛躍然牌匾之上。位于北新街七賢莊的八路軍駐陜辦事處是全國所有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中成立最早、堅持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辦事機構。它無疑是西安這座紅色城市的驕傲與自豪。

  時光回溯到80多年前,在這座紅色橋梁牽引下,幾十萬發炮彈、糧食、布匹運往延安;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老一輩革命家亦在這座四合院里留下光輝足跡;冼星海、柯棣華、陳嘉庚等知名人士、銀河在線官方友人、愛國華僑經此踏上尋夢征程……

  氣派的雪佛蘭轎車,既是首長外出座駕,又可蒙蔽當局,悄悄把前方需要的重要物資安全轉運——

  八辦采購運輸部隊寫下的光輝一頁

  “當年,中國工農紅軍到達陜北,醫療器械和藥品十分缺乏……”在“千秋七賢莊——八路軍駐陜辦事處史實展”展廳里,講解員為全國各地的游客們娓娓道來小院的革命史。

  1936年,周恩來指派在張學良身邊工作的中共駐東北軍代表劉鼎在西安設立秘密交通站。劉鼎經過多方調查和了解,找到了德國牙醫博士馮海伯,由他出面租用了七賢莊一號院,并作為牙科診所對外開張。表面上看這里是一家外國人開的牙科診所,其實是我們黨的秘密交通站。采買、轉運醫療器械和通信器材,七賢莊里忙碌起來。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 1937年初,中共在七賢莊一號院建立了半公開的“紅軍聯絡處”,旨在促成以國共兩黨為核心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早日建立。

  “盧溝橋事變”爆發后,中國全面抗戰開始,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1937年8月,七賢莊一號院大門掛上了“國民革命軍第八路駐陜辦事處”的牌子,這里也成為連接紅區和白區的“紅色橋梁”。

  1959年,在八路軍駐陜辦事處舊址上,“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以下簡稱西安八辦)正式建成開放。

  轉運的“主力干將”——1939年由西安八辦從香港購買的黑色雪佛蘭轎車,至今仍完好無損地停在西安八辦門口,猶如一位帥氣的哨兵,守護著西安八辦大門。在那個特殊年代,它主要用來供首長外出辦公乘坐,由于國民黨內部等級森嚴,以大壓小,極不平等,乘坐高級轎車可以更容易地通過當局設置的檢查站。也是通過它的掩護,對革命工作具有重大意義的物資被安全轉運。

  1937年11月,葉劍英打來電報,告知有幾十萬發炮彈要送往前方。八辦同志一起出動,將這批武器安全轉送到了目的地;為了解決延安保育院、醫院傷病員的營養補充問題,延安需要建立一個奶牛場,八辦工作人員費盡周折從河南洛陽采買了10多頭奶牛送了過去。那些年,延安學校、機關、部隊、老百姓所看的書報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是由八辦采買后運到延安的。

  西安八辦業務部副主任王路平介紹說:“1940年,采購人員王政等開車到華山軍械庫買了一批子彈、幾萬斤汽油拉到辦事處。為防止日寇轟炸,大家在院內、菜地挖了許多地洞,把油桶放進去掩藏起來,分批運往延安。1941年至1946年,辦事處的采購人員為延安購買過藍布、白布、墨汁、機器等各類物資。市場公開出售的物資要買,國民黨控制的物資也要想辦法去買。采購人員和商人們聯系好,有些物品連西安城也不進,就直接運到延安。”

  對于大多數人來說,西安八辦的那支采購運輸部隊是陌生而遙遠的,但他們卻對中國抗日取得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當我們回望歷史時,不能漏掉屬于他們的光輝一頁。

  口才能頂二百門大炮的宣俠父,四處拜會銀河真人網站名流,尋找統戰契機,西安抗日救亡活動空前高漲之時,國民黨特務秘密綁殺他的陰云也隨之密布——

  “我怎么能貪生怕死,置工作于不顧呢!”

  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七賢莊里,一身筆挺的黑色西裝、打著精致領帶,再蹬一雙擦得锃亮的皮鞋,這身洋派著裝的第十八集團軍高級參議宣俠父,在身穿粗布軍衣的八路軍將士中顯得特別出眾。在八辦展廳的各種資料照片中,宣俠父的神情也總是那樣自信、樂觀與從容。

  宣俠父出眾的還不只是著裝,他勝人一籌的雄辯才能更是令人甘拜下風,就連馮玉祥都曾對部下說:“宣俠父的口才能頂二百門大炮!”

  正是看中了宣俠父的才華,1937年2月,奉周恩來、葉劍英電召,宣俠父來到西安紅軍聯絡處從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為方便聯系群眾,他從七賢莊遷居新民街、平民坊等處。博學廣識、平易近人的宣俠父,讓他的住處儼然成為青年救亡團體的總部。

  他結識了車向忱、馬德涵等西安各抗日救亡團體領袖,同他們制定統戰策略,動員群眾抗日救亡;拜會了楊明軒、杜斌丞等銀河真人網站名流,同他們切磋治學之道,商議救亡前程;出入胡宗南、蔣鼎文等國民黨西安當局軍政要員官邸,同他們共敘同鄉同窗之情,尋找統戰契機。

  在宣俠父的組織領導下,西安的抗日救亡活動空前高漲。從1937年9月起,各救亡團體組織了123個農村工作團分赴市郊和關中各縣及陜南宣傳、動員群眾抗日救亡;青年們也在感召下去了部隊、上了前線。

  面對如火如荼的群眾救亡運動,國民黨反動派百般設障阻撓。1938年5月,西安當局下令解散了13個抗日救亡團體。宣俠父改變斗爭策略,指示各救亡團體,改頭換面,以當局允許存在的“抗敵后援會”××分會的形式進行活動,救亡運動依然活躍如前。馮玉祥部、楊虎城部有部分軍官不得意而散居西安,也被宣俠父“嗅到”,他建議他們組織一個抗日問題座談會,還為他們主動送去學習資料,并應邀參加學習討論,一下激發了他們的抗日熱情。

  西安卓有成效的統戰工作業績,使國民黨反動派惶恐不安,國民黨特務“秘密綁殺”宣俠父的陰云也隨之密布八辦周圍。得到情報,八路軍辦事處連夜派人將宣俠父接回辦事處來住,朋友們也勸他深居簡出,早日返回延安。宣俠父卻淡然置之地說:“我怎么能貪生怕死,置工作于不顧呢!”不久,他又搬回自己的戰斗崗位——一救亡團體的集中活動場所平民坊五號,繼續領導救亡運動。不幸的是,1938年7月底,國民黨特務將宣俠父秘密綁架暗殺!犧牲時,宣俠父僅有39歲。

  宣俠父雖犧牲了,但他用鮮血澆灌的統一戰線之花永不凋零。

  “紅日照遍了東方……千山萬壑,鐵壁銅墻,抗日的烽火燃燒在太行山上,氣焰千萬丈……敵人從哪里進攻我們就要他在哪里滅亡……”氣勢磅礴的《在太行山上》從八辦冼星海房間,飄向戰火紛飛的前線——

  《在太行山上》從西安火遍全國

  成千上萬的愛國青年也經八辦投奔延安,追尋光明與希望。這其中就包括四川大軍閥楊森的侄女楊漢秀、張作霖之子張學思、當時已經揚名海內外的青年畫家華君武等人,他們給邊區帶來了積極向上的清新空氣。

  一張書桌、一把座椅,一個雙人床,簡樸的布置與八辦內其他住所并無不同。而墻上懸掛著的《保衛黃河》樂譜,向世人昭示著這就是人民音樂家冼星海曾經居住過的房間。

  “紅日照遍了東方,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看吧!千山萬壑,鐵壁銅墻。抗日的烽火燃燒在太行山上,氣焰千萬丈……敵人從哪里進攻我們就要他在哪里滅亡……”也許很多人不知道,這首膾炙人口的《在太行山上》就是音樂家冼星海1938年在八辦所作,激昂的旋律不知在那個烽火連天的年代鼓舞了多少前線將士奮勇殺敵,在它的陪伴下,八路軍創造了“九千將士渡黃河,三十萬大軍出太行”的奇跡。

  冼星海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曾兩度途經七賢莊,留下了令人難忘的足跡。

  1938年初,懷揣著對延安的向往,冼星海來到西安。由于當時七賢莊周圍氣氛頗為緊張,考慮到冼星海的安全,組織不能馬上安排他入住八辦。先后換過幾次住處的冼星海,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看電影、吃羊肉串、爬驪山。游玩之余,他拼命創作,一面釋放高昂的救國激情,一面滿足西安抗日文化界對其新作的渴求。著名的《游擊軍歌》《戰時催眠曲》等歌曲,就是當時在西安創作的。冼星海勤奮而又成功的創作,麻痹了敵人,甚至連了解他此行真實目的的一些朋友也被弄糊涂了。而蓄勢待發的冼星海待八辦安排好北上的車輛,便帶著心愛的小提琴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冼星海第二次與八辦結緣,是在1940年去蘇聯途中。在延安生活了一年半之后,他汲取了大量的創作營養,正準備去蘇聯為影片《八路軍與老百姓》配曲做準備工作。但由于國民黨不斷制造摩擦,去蘇聯的車輛安排屢屢延期,為安全起見,黨組織安排他再次入住八辦,這一住就是半年。

  這次在西安,冼星海靈感涌現,譜寫了《民族解放》交響樂初稿,還準備把魯迅的《阿Q正傳》、艾青的《向太陽》等譜寫成交響樂。他如饑似渴地讀音樂專著、抗戰叢書,對中國音樂民族化、群眾化提出了獨到精辟見解。他本計劃在西安開一個音樂會,既可聽取知音們對他作品的意見,又能為敵后根據地籌措一筆經費,但終因當局處處設障而流產。

  義憤填膺的冼星海,每天抱個籃球到八辦對面的球場發泄。晚上,他教八辦工作人員唱歌,講他的《民族解放》大型交響樂表現手法。當談到演奏該交響樂需要百余人,長達4個小時時,大家十分驚訝,甚至懷疑將來會不會看到。冼星海堅定地說:“會看到的,人民民主共和國建立后,大家都會看到的。”可誰能想到,10多年后,這些聽講的同志看到我們中華民族自己的交響樂時,這位為“民族解放”呼號奔走,為音樂藝術繁榮奮力開拓的先行者,卻于1945年客死他鄉,給人們留下了不盡的思念。

  張克俠突發闌尾炎,面臨生命危險,而譯電人員的特殊身份讓他絕不能離開八辦半步。手術哪里做?生命如何保?兩難抉擇之際,白求恩用他的當機立斷破解難題——

  臨時手術室上演扣人心弦的一幕

  沿著窄窄的臺階,步入八辦臨時手術室,酒精燈、手術鉗、注射液仍安靜地待在銹跡斑斑的推車上,一張手術床簡易得就是一張木桌鋪上了一塊白布單。與今天的手術室相比顯得有些空寂,然而80多年前的一天,這里卻上演了扣人心弦的一幕。

  1938年春,偉大的銀河在線官方主義戰士白求恩來到中國。在去延安途中,他留住八辦,多次為這里的同志及周圍百姓治病療傷。

  一天中午,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西北軍高級將領張克俠突然感覺肚子疼痛難忍。白求恩診斷其為闌尾炎,必須馬上手術,否則有生命危險。由于張克俠在八辦從事譯電工作,而譯電工作者絕不能離開八辦半步,否則很可能被敵方特務跟蹤殺害。此時陷入了兩難境地,如果不馬上送醫院手術,張克俠有可能因病喪命。如果冒險送醫院,情況更加危險。

  關鍵時刻,白求恩果斷決定:在地下室進行手術。這里怎么能手術?根本不具備手術條件,大家都覺得不妥。“這里怎么不能手術,如果這里不能手術,那么前線戰場怎么辦?”白求恩反問大家。

  于是,手術室就緊急設在地下室。很快,大家對地下室進行了打掃消毒。白求恩在這里對張克俠進行了手術。手術做得十分成功,張克俠一周后就恢復了健康,不久安全抵達延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他……”聽罷動人的紅色故事,再誦讀毛澤東那篇著名文章《紀念白求恩》,許多參觀者感慨良多。

  歷史,會在某時某地濃墨重彩一筆,使之積淀非常之精神能量。西安八辦就是這樣一個能傳承革命薪火、教育后輩的圣地,作為西安市黨史教育基地和紅色景點,面向新時代,西安八辦讓老院落煥發出新生機。

  一件件珍貴的文件、證章、圖片和烈士手稿,讓絡繹不絕的參觀者深深感觸著那個時代的律動。

  為講好紅色故事,西安八辦還創新開展“我是小八路”生活體驗活動,讓前來參觀的青少年在八辦學會紡線、打背包、唱響紅歌、掌握黨史知識。社區、企業、軍營、學校,都是八辦宣傳理想信念和優秀歷史文化的“主戰場”,與全省近70家單位共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讓革命薪火代代相傳。“七一”前,還將舉辦《故紙蒼黃 初心以恒——館藏革命文獻展》《歷史照亮未來——館藏黨史文物展》。

  七賢莊院內房舍依舊,院外早已滄海桑田。

  而無論走得再遠,我們都不能忘記來時的路。昔日紅色橋梁儼然已成為理想信念“加油站”,大家來到西安八辦賡續革命精神,“加滿油”、再出發。

  紅色印記

  失而復得的“3057”

  繁星閃爍,當所有人都進入夢鄉時,西安八辦的秘密電臺仍在“嘀嘀嗒嘀”地緊張工作。每天夜晚12點至凌晨4點,在八辦地下室內的地洞,工作人員用手搖馬達發電機發電,報務員則用木板、棉被將洞口蓋上,以防止外面聽見馬達聲響。

  “這個地洞好小呀!”當所有參觀者小心翼翼下到地下室后,探頭再往下看,僅夠轉身之地的發報空間約1平方米。“地洞狹小,所以我們的同志每過半小時就要更換一批,以確保他們的生命安全。”講解員說道。

  如此艱難,無人退縮。八辦秘密電臺工作人員每日接收、發往延安黨中央、涇陽縣云陽鎮總指揮部、各抗日敵后根據地電報,并及時與友軍電臺聯絡。

  1937年,毛澤東點名由紅軍無線電通訊事業的創始人伍云甫出任第一任八路軍駐陜辦事處處長,為準確接收和發出電傳任務,伍云甫在西安買了一塊瑞士生產的“西瑪”手表。他在手表背面刻下了“3057”數碼,這是“伍”字的譯碼。

  1937年至1942年間,他準確無誤地接收、發出《中央書記處致伍云甫電》《伍云甫關于宣俠父無下落致中共中央的電報》《林伯渠為國民黨軍屢次扣押八路軍人員、物資事件致蔣介石電》等大量的重要電報。

  有一次,周恩來副主席乘坐飛機飛往延安,由于延安機場上空霧大,能見度低,無法降落,只好又返回西安。伍云甫準時與延安電臺聯絡,及時電告周副主席安全返回西安,消除了中央對周副主席安全的擔憂。

  1942年,伍云甫奉命返回延安,任陜甘寧邊區財政廳副廳長。一次外出,伍云甫不慎將手表丟失,他為此非常惋惜。在一次去延安新市場溝檢查工作時,無意中看到一個舊貨攤上出售手表,他便走上前去選挑。這時,他喜出望外地發現有一塊與他丟失的那塊牌子一樣的手表,翻過背面看,表背上刻寫著“3057”數碼,這正是他丟失的那塊,欣喜的他便又買回了這塊手表。

  這塊手表伴隨著伍云甫南征北戰。新中國成立后,伍云甫將這塊表留給了兒子伍紹祖。1988年,伍紹祖將手表贈送給了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珍藏。如今,這“歷史的見證人”正在展廳向更多人訴說著西安八辦艱辛而恢宏的革命故事。

  記者手記

  跑出我們這一代人的好成績

  十年斗爭史,千秋七賢莊。

  革命先輩在七賢莊這處紅色堡壘上,為我們留下了深厚的紅色記憶和寶貴的精神財富。觸摸歷史,靈魂的拷問便不會間斷。在白色恐怖的包圍下,七賢莊的革命先輩為何臨危不懼?當許多人對未來并不確定時,冼星海那一句“會看到的……大家都會看到的”,為何說得如此堅定有力?答案,正是革命先輩們矢志不渝的理想與信念。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主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走進新時代,邁入新征程,接受革命先輩崇高的精神洗禮,堅定理想信念,每一位當代人都應以“功成不必在我”之境界,肩挑“功成必定有我”之擔當,立足崗位,開拓奮進。接過先輩們的接力棒,我們要在新時代的接力跑中,跑出這一代的好成績。

  本版稿件記者 拓玲/文 記者 謝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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